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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

年会结束了,有惊无险。

做过活动策划的人都清楚,策划一场两百人参加的活动有多么不容易,特别是还涉及到跨城市的举办的时候。要从零到一计划时间、交通、住宿、饮食,甚至大家最关心的,奖品的内容,抽奖方式等。中途需要打无数电话,沟通,修改方案。说修改方案可能还算简单,到后来可能原始方案早已全盘替换,最初的方向在终稿里已经不见踪影,只留下一个名字相同。这一切的工作还要在不影响到当时具体工作内容的情况下完成,而且几乎不会获得任何收益。全凭一腔热血,用爱发电。

在外人看来,这一切都似乎是理所应当地发生,不就是吃饭订酒店抽奖罢了,经费都已经准备好了,剩余的事情水到渠成。但即便是最简单的,两三个人的短途旅行都涉及到复杂的规划,何况是人数成倍增加的年会。具体参与人数不确定,举办的时间几乎没有别的选择。预算之下餐厅选择有限,还需要应对突如其来的正常工作需求…… 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这场设计,难度不亚于一套复杂的计算机系统。它们同样需要在有限的资源环境下,按计划地完成一系列任务,最后收尾。这中间的过程涉及到做什么、怎么做、化简为繁、化繁为简,还有与其他系统的沟通(都知道跟外部团队的沟通有多么不容易)。

但当这一切都设计完成准备执行的时候,当天早上的两例新冠病例将这场活动推向未知的方向。

这或许就是所有计划最害怕的情形,当所有事情都完成,但在执行当天不确定是否要上线。群里的同事都在问是否还要继续年会,策划人等着我们这边及酒店的答复,所有的准备可能就此毁于一旦。但此时并不是所有人都站在你这边,这也是人之常情,参加这些活动总归是麻烦的事,如果没有获奖的可能谁还会去,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

但策划人们不一样,并不是说策划人不怕发生问题,他们显然更害怕,但投入那么多沉没成本自然也不希望所有成果石沉大海。没有人是错的,当我们站在任何一方的角度思考问题都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这也是新冠给我们带来的改变,变得更加拘谨,束手束脚。当这些问题变得越来越多后,自然会让人更加烦躁。于是感同身受变得更加困难,我们总不能要求人们无时无刻不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那自己怎么办?如果自己不站在自己的角度思考问题,自己又怎么会过得快乐?

或许最好的方法,是参与进来。参与有很多种方式,可以是最复杂的总策划,也可以是最简单的搭把手搬东西。当参与进来后,人之常情自然希望能办好。扩展来看,当我们为世界创造出更美好的事物的时候,我们为这个世界的美好添砖加瓦的过程中,会更爱这个世界。或许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挫败,但你的成果会让自己在面对这些事更强大,更有信心。

所以在这次活动的过程中,会比以往更积极地参与进来。从最简单的搬东西、点人数,到在晚会的时候在后勤帮忙,以及表演一场节目(虽然效果不甚理想)。这都是为了让这场活动更加正常地进行,虽然这些东西微不足道,虽然饿到活动结束才去吃东西,但总归是做出了一些改变,更让这场活动朝更好的方向前进了一点点。

自然的,也让这个世界更好了那么一点点。

这当然也有其他因素,比如策划组有的是我的朋友,或者新认识的朋友。我自然也不希望他们的成果就这么付之东流,因此也会为了此做些事情。就像我在脱口秀里说的,人和人的交往要真诚,自然也会让自己更快乐。

这大概是 2021 我自己最大的转变,在于想让自己变得更好,与此带来的也会让这个世界朝自己更希望的方向挪动一点点。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突然变得这样,找不出一个让自己突然变化的时间点。但回过头来看,就这么发生了。可能在多年后回忆起来,2021 会是自己很重要的转折点,虽然今年并没有发生什么事。

活动的当天,彩排的时间被测核酸的时间吞噬,在大家都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还是很好的完成了晚会。晚会后大家聚在一起吃宵夜,狼人杀,玩到凌晨两点多。已经很久没玩到那么晚了,这大概是最好的结局。

爷爷

爷爷是位老党员──我们家族唯一的党员。

我不知道他对这一身份有什么看法,在他那个年代这似乎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或许是因为他的「成分」非常干净,碰巧被别人拉去就入了。不像现在要写申请书,要做各种调查手续等等。我还记得初中入团填写申请表的时候还用爷爷的名义写了一封推荐信,尽管他并不识字,就跟那个年代大多数农民一样。

在我印象里,爷爷总是笑笑的没发过脾气,就像教科书里经典的慈祥老头那样。爷爷爱抽烟,到八十岁了还抽得跟二十几岁小伙子那么多;他也爱喝酒──但并不嗜酒,每天午饭总要喝上那么二两。我毫不怀疑他的社交能力,上至他这把年纪的老人,下至还没读高中的学生他都能聊得来。父亲说他以前脾气可差了,家里七个小孩都怕他,以前打小孩的时候是用的擀面杖,比父亲(打我们)用的衣架还疼。

我想起父亲对我们说过的,如果以后他带孙子也是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或许也是跟爷爷一样?

爷爷的身体一直不差──至少对于他这个年纪的人来说。他的房间在大伯家的四楼,每天都要爬上爬下好几次。几年前爷爷的腿脚越来越没力了,父亲买了支拐杖给他,他还说那是给很老的老人用的,现在这年纪用多丢脸──出自一个快九十岁的老人。尽管住在大伯家,但他每天白天会和奶奶过来我们在老家的房子。他喜欢坐在一张破破的塑料椅上,看拳击、篮球、足球。虽然看不懂电视上的字,听不懂解说依然看得津津有味。父亲说他以前因为长得高,是村里的篮球队员,对于那个年代的南方人,一米七几的确是挺高的了。

这些年爷爷奶奶岁数越来越大,我们每年过年都要回老家过年。尤其是近几年中秋也是假期后,中秋节也回家过节,因为这是我们乡比过年还热闹的节日。2013 年的过年,兄弟姐妹们觉得父母岁数大了,凑齐了整个家族的所有人拍了家族的全家福。照片上爷爷奶奶坐在最前面的中间,旁边后面跟着三十几个儿孙,这是他们眼里最大的成就。但是前些天,爷爷偷偷跟姑丈说,他有个很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抱到自己的男曾孙。堂哥倒是有一个小女孩,但是在他眼里只有男孩才是香火。他并没有跟大伯或者父亲说,大概是觉得跟外戚说比较不会给自己的儿孙那么大压力。这些年我越来越能理解老一辈这些传统观念—这当然不代表认同。爷爷对我们结婚生子这件事的问候一直是善意的,只是稍稍提一下,并没有过分追问。他一直很能拿捏跟人说话的尺度,不会咄咄逼人。我们也能通过其他渠道知道他的一些想法,这也是他的处世之道。

两年前,爷爷的弟弟过世了。他是村里祠堂的管理员,一个鳏老头。父亲和大伯帮忙做完他的后事,爷爷也没了兄弟姐妹。大概是在那之后,爷爷慢慢戒了烟,酒也少喝了。我那时候刚开始工作,问起他想不想喝茅台,我有钱买给他喝了,他说茅台也并没有那么好喝。

可能只是现在不好喝了。

年初的疫情让我们提前回深圳,彼时爷爷的身体看起来还算健康。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爷爷已经得了癌症,但那时还看不出什么征兆。他的腿脚已经不太有力──虽然依然拒绝用那只拐杖,每天骑着那辆破破的单车慢慢溜着通勤于大伯家和我们家。看起来还有很长时间,理所当然。

中秋前夕,爷爷腰椎盘旧病复发,父亲提前去带他到市区住院。这次出院和以往不一样,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中秋节我们回去的时候,他每天只能躺在床上,一只耳朵已经听不到了,眼睛也有点花,稍微远一点就看不清人。但是意识还很清醒,我还记得假期结束回家的时候在他房间聊了一个小时天。他聊起以前的事都还记得,村里发生了什么大多都知道。除了站起来坐起来没什么力其他都还好,吃得也跟以前一样多。当时我还不知道他的病情,心安理得地回去。

他只剩一个月了。

上周回老家看爷爷,他已经完全听不到了,跟他说话也没了意识,他说的话也很难让人听懂。他已经认不得人了,把别人统统称为同志。姑姑和母亲不忍看到这样,偷偷啜泣。奶奶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老头子身体不太好。偶尔进来问两句老头子好点了吗,被我们挡了回去。我还记得一幕:爷爷躺在床上突然叫了两声「惨呐,惨呐」。我不知道他是太痛了还是条件反射。他已经吃不下药了,好几天吃不下东西。周日回家前我跟堂哥说,下周再回来看他,堂哥说:「不知道能不能到下周呢」。

周三早上,爷爷去世了,在他自己盖的老房子里。

后来父亲跟我们说,周二那天就感觉爷爷呼吸都不一样了,于是几个人把爷爷搬到老房子里。老爷子到老房子后似乎安心了些。

但爷爷最挂念不下的还是奶奶。

周三早上,父亲和大伯坐在爷爷旁边。父亲问爷爷:「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阿爹?」爷爷此时已经说不出话了。父亲接着说:「如果你挂念的是阿姆(奶奶)的话,我们兄弟姐妹一定会照顾好她的。你就放心吧。」

爷爷的眼角流下了点眼泪,那是父亲和大伯第一次看到爷爷的眼泪。

父亲把爷爷的眼泪擦掉,过了一会爷爷的眼角又有点湿润了,大伯帮他擦干净。后来他们出来坐了一会,让爷爷休息一下。过了不到十分钟,大伯进去看了一下爷爷,爷爷已经走了。他今年九十五岁,从疾病恶化到离去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在他自己盖的房子里儿子的陪护下安静地离去。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