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时代的记录者。

一、

我的家乡是位于中国南部的一个小镇,在古代是穷山恶水出刁民的地方。但穷山恶水的地方也有好处,那就是远离战火的纷扰。我还记得在路修好前,每年过节回家下了高速公路后,我们都要开上一段很长的山路才能到我家的小镇。可想而知在以前这就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也远非兵家必争之地。

翻开族谱,能看到的历史记载非常有限。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这个村是在宋朝从河南迁移来的。没有记录具体的时间,但我大概能猜到应该是因为金兵南下,家族的人也带着自己的少许行李,和几个较好的邻居,跋山涉水好几代人最终来到这里。他们可能因为跑得太匆忙(或者仅仅是因为怕死),越过南岭之后还不停下脚步。直到看到海才觉得到了世界尽头,踩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索性等待死亡的来临。不知不觉便在此定居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有回家的念头,或许没有,因为家已经不在了。

就像美君的故乡一样。

但移居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却更加迫在眉睫──他们要如何融入当地的原居民?即便在今天,一个非本地人在这里居住了二十余年,早已厘清邻居的家长里短,熟练使用本地的方言俚语,娶了一个当地的女人为妻,有一番让人尊敬的事业,这里的人还是会把他称作外省仔。我在读到龙应台在台湾小时候的经历时一下子想起在老家的那个四川医生。他是幸运的──成长于这个全球化的年代,即便是外国人来到这里也不会引起全村人的围观;但他也是不幸的──他依旧被称作外省仔,连带着他的小孩也是,即便他有一半本地血统。

于是我又不禁去想,我的祖先,那群失魂落魄的人,千辛万苦逃到这里,又是如何在众人怜悯而敌视的眼光中融入的呢?

二、

我在读《马桥词典》的时候看到「小哥」这个词时想到的却不是韩少功提到的──女人因为这个词语而剥离女性的一面,去性别化地往男人的性征靠拢,像文革中的性别平等那样。而是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更少的词语表达更多人的话,是否会减少更多的冲突呢?

如果我们看历史上每一次战争的爆发,交战双方开战的借口中词语的应用和词义的比较会是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几乎每一次革命的信条都是「自由、平等、吃饱饭」,但因此而生出来的主义却五花八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民族自决……我们可以把这些词语一字排开,随意拼装组合,得到一个更加让人向往的词语。但他们的信条(至少宣称的)都是类似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对人的要求几乎没有区别,唯一的差别可能就是神的名字叫耶稣、安拉还是释伽牟尼。那为什么要生造那么多词语,将明明相同的东西割裂开,发起那么多无意义的战争呢?

请不要认为我天真,我当然知道地缘政治、厚黑学、或者直接发展到人的本性这一套东西。我也知道站在当时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那一边战争都不可避免。我在读《大江大海》时好几次想到邓野先生的《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但也正是因为读过邓野先生的著作,我才更加悲哀的发现,一个人的命运在大时代下如此渺小,高层的决策要素里普通人的生命甚至连筹码都不算。而一个人作为主流意义上的胜利者或者失败者之间的界限可能仅仅取决于他在哪里出生,这也同时奠定了他在意识形态上正确的定位。你不该怜悯「他们」的死亡,「牺牲」这么崇高的词语怎么能运用在「敌人」身上?他们是站在「历史的对立面」与时代抗衡,他们死有余辜。

但真的是这样吗?

三、

每年过节回家我都会和爷爷讲到战争年代的经历。如文章开头所言,直到抗日战争快结束时我们村才来了第一批日本人。子弹并没有大规模扫过我的故乡,我爷爷只是被抓去完成战争的善后工作。相比于内地很多城市的普通人,我们家是何等幸运,再想想和祖先一同南下的哪个人可能就是因为崴了脚,在中途某个地方停下来索性定居,他们的后代生活的地方就被战争毁灭了。

有时你不得不唏嘘。

后面的五年也是类似,国共内战并没有很大的影响我的故乡,倒也不至于衣食无忧,只是关心的问题少了被抓去当兵而已。爷爷和我说,后来国民党要溃败的时候曾经来到我们村子挑人,要送一批人去台湾。而我爷爷因为是文盲落选了,被选中的人有和他一起工作许久的朋友、有他敬佩的村里的老师、也有他不喜欢的人。

他们都成了失败者。

我在读到那对手足兄弟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时候,突然想起爷爷和我讲到的这段经历。只是因为出生地的不同,只是因为他们肚子饿,只是因为一个人不小心被另一方俘虏,最亲的人就成为了敌人。书上的兄弟是幸运的,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杀死对方。而我却禁不住想象,一定会有曾经一起玩泥巴、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发小。他们可能只是因为某一天一起出去找村里的几个姑娘玩,回家的路上碰上几个巡逻的官兵……

等到他们再次相见,是在战场上看到熟悉的人穿着对面阵营的衣服倒在血珀中。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

我在知乎上看到这个问题时发现高票答案都是在站在「胜利者」的角度嘲笑「失败者」的天真,他们很多人讨论到战争的不可避免,有人讨厌龙应台的过度煽情,有人评价道「用普通的情感,去掩盖大历史进步的方向,这是小资文人的惯用伎俩。中国革命是迟早要来的,革命就没有哪个革命是文质彬彬的。」

而我却不这么想,我看到了人类的生命被无情剥夺的悲剧,我看到的是历史上一些小人物被时代的绞肉机碾碎后留下的伤痕。这些伤痕不断的警醒我们,去倾听他们的声音,去理解他们的过去,抛开意识形态立场、忘记他们作为「他们」的身份,去发现他们鲜活的生命背后的苦难。

去发现残忍地区分「我们」和「他们」是多么残酷的标尺。


后记、

我是在读完这本书之后才看的《双城记》,而《双城记》的感想已经写完很久了这本书的还迟迟未下笔。我感到非常悲哀的是,阅读这本书对我的冲击已经远远突破我的语言边界,那好几次哽咽的原因我还清楚的记得──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的经历有多么悲惨,而是在大时代环境下的人是如此的渺小,即便被碾压过去后他们的声音又是如此的微弱。这点在去年的《二十二》已经让我们有些概念了。而那些没有被记录的人呢?那些在上战场前才刚离家,被派往前线不到一天就牺牲的十七岁少年呢?那些少年的父母呢?那些少年(可能已经存在)的怀了孕的妻子呢?他们未来的孩子呢?

读书笔记:《双城记》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双城记》的开头如此经典,几乎可以概括所有历史时刻。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双城记》的开头如此经典,几乎可以概括所有历史时刻。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我以前读过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算是对这一时代有些初步的认识,但以学者的角度看待一个时代不过是三维物体在二维空间的投影。狄更斯生活在大革命发生后不久的英国,这让他可以以一个熟悉的旁观者身份看待这一重要的历史节点。伦敦与巴黎,两座城市的联系如同英法关系的缩影。死对头、亲兄弟。

革命,浪漫而狂暴的一个词语。自由、平等、博爱是大革命留到今天的遗产,塑造了今天的普世价值观。但是革命这一词语又是和普世价值观如此相悖,通过剥夺他人的生命,剥夺他人的自由;剥夺个别曾经高高在上的人的生命,将平等一词的解释扭曲成一些人比一些人更平等;博爱,是对同样平等的人博爱,而将不被爱的人消灭。无怪乎狄更斯会在「自由、平等、博爱」后面加上「或死亡」。这四个互相矛盾的词语,只有在革命时期才能完美融合,也只有在革命时期必然融合。

大革命后,拿破仑崛起,法兰西的集权远比路易十六时期更甚。共和,是到大革命结束百年之后才稳固。革命,将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轰击成一摊散沙,难道不更是适合枭雄集权的时刻吗?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很多革命,无一例外的是,它将凝结社会的力量击碎,进而产生一个更加集权的政体。往往越成功的革命,越适合独裁者。元末的农民起义将朱元璋送上权力的巅峰,将丞相挤出历史的舞台。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上台,古拉格复制奥斯维辛的悲剧。文化大革命……

我丝毫不怀疑,革命初期领导人们站起来的领袖的初心,他们思想的理性让无论任何时候的人折服。我也毫不怀疑,社会底层的人生活疾苦让他们无法容忍。改变现状的决心有多大,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就多严重。铡刀落下,人头落地,人类的动物性被鲜血喂养得更壮大。要流多少血才能让人回归人性?没人知道。

如同任宁兄在这里所言,改革而不是革命,以时间而不是流血为代价,或许是更自由、平等、博爱的方式。我当然也知道,在特定历史时刻,革命如同早已被历史安排那样不可避免,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并不是所有变革都要在一朝一夕完成,柏林墙的推倒虽然只用了一夜,可酝酿推倒的力量用了几十年。

我很欣慰地看到,狄更斯花费大量的笔墨描写卡顿对露西的无私的爱,即便这爱有如此惨痛的结局,但结尾那句升华又是那么美,那种梅花在苦寒的挣扎中重生的美。狄更斯借由女佣的口说出爱比恨还有更大的力量,我也相信如此。

历史的魅力在于,没人能真正垄断对一个时代的评价,尤其是在信息记录如此发达的现代。封闭只能带来表象的平静,时代的涌动,人心深不可测,纵使是在《一九八四》的大洋国也有无数隐藏的温斯顿。这不过是我从《双城记》里读出的另一个侧面,这一三维模型更清楚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