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笔记:《饥饿的盛世》

 

一、

从公元前 221 年秦朝立国到 1911 年清朝灭亡,中国历经了三百多个皇帝。他们有的昏庸,有的精干;有的短命,有的长寿;有的膝下无子,有的子孙满堂。有的把国家带向灭亡,有的推动王朝走向盛世。乾隆是中国皇帝强人政治的巅峰代表,也是体现父权社会框架下中国传统价值观家长的集大成者。在他的带领下,纵向来看,中国达到了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强盛的时期。

在清代以前,中国人口多数时间在数千万左右,只有少数几个历史时段突破过一亿。经过康熙、雍正两个承平时代,中国人口已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乾隆六年(1741 年),乾隆进行的第一次全国规模的人口普查结果是共有人口 14341 万,到乾隆六十年(1795 年),人口增至 29696 万,50 年里翻了一番。

横向来看,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大国的兴衰》提到:

一直到乾隆辞世之际,中国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强国。据统计,当时中国的 GDP 占世界的三分之一,是英国的八倍,俄国的六倍,日本的九倍,比刚刚建国的美国更不知道要多多少倍。

在对边疆的控制方面,乾隆二十四年结束的与准噶尔汗国的战争将国土面积扩大到元朝以来的最高峰。王先谦在《东华录序》中写到「成两朝未竟之志,淮回平而北无汉世匈奴之患,金川定而西无唐代吐蕃之忧,保世恢基,其极于无外。」对内部农民起义的抑制,乾隆通过大幅度免除农业税、兴建水利工程,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农民们的温饱问题。在孝道的问题上,乾隆做的几乎无可挑剔,至少表面上看的确如此。《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在先帝的葬礼上,孝子的所有规定动作都演出得十分尽力,甚至远超规定所要求的标准。在对母亲的孝敬上他也做得尽善尽意,历次出游都要带上母亲。在子嗣的问题上,乾隆共有 17 子 10 女,甚至乾隆是历史上唯一一个有玄孙,即五世同堂的皇帝。在寿命问题上,乾隆一直活到 89 岁,得益于母亲的遗传,乾隆一生中未曾生过大病。甚至,在尧舜之后,乾隆是唯一一个成功实行「禅让」的君主。这不啻为中国政治专制史最伟大的时刻,这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举,堪称权力平稳交接的完美典范。清朝史学家赵翼所云:

「惟我高宗纯皇帝当大一统之运,临御六十年,亲传宝位。犹时勤训政,享年到八十有九;今上自受禅后,极尊养之。诚无一日不亲承色笑,视宋孝宗之一月四朝,曾不足比数焉。然则两宫授受,慈孝兼隆,福德大备,真开辟以来所未见,岂不盛哉!」

二、

但在这片盛世的背后隐藏的种种隐患,却让这一盛世成为饥饿的盛世。在英国人马戛尔尼在 1793 年登陆上中国后,他看到的并不是马可 · 波罗笔下的满地的黄金,而是无处不在的无家可归的饥民。使团成员约翰 · 巴罗在《我看乾隆盛世》中说:

「不管是在舟山还是在溯白河而上去京城的三天里,没有看到任何人民丰衣足食、农村富饶繁荣的证明…… 除了村庄周围,难得有树,且形状丑陋。房屋通常都是泥墙平房,茅草盖顶。偶尔有一幢独立的小楼,但是决无一幢像绅士的府第,或者称得上舒适的农舍…… 不管是房屋还是河道,都不能跟雷德里夫和瓦平(英国泰晤士河边的两个城镇)两岸的相提并论。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

从一个宏观的角度上看,中国总体而言的确是最富足的国家,但专制国家的特点之一就是贫富差距以及社会阶层的巨大分化。在乾隆时期,闭关锁国的政策让欧洲列强对于这个东方大国知之甚少。与现在的西方文化优越论相反,当年的中华文化在西方思想家看来是无比的先进,正如我们现在看西方文化一样,可事实并非如此。

甚至以现代的眼光来看,乾隆入侵准噶尔的行为与日本当年的侵华战争在性质上无异,理解了这段历史便可得知为何现在的边界依旧有争议,以及为何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疆域有偏见。而乾隆当年对准噶尔蒙古族的种族灭绝本质上与希特勒无异,甚至更加残忍,但如今鲜有人提起这段历史。这让我意识到在中华民族看来历史的断层是如此之深,我总有感觉所谓的中国是 1912 年(甚至 49 年)后才叫中国,而在此之前的一切似乎与我们无关。历史的作用不过是在宣扬我们民族的悠久时才稍稍提起,转而又抛之于九霄云外了。

三、

专制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皇权凌驾于一切权力之上,乾隆通过高超的政治手段整治大臣中结党营私后将专制集权发展到巅峰。在古代除了农民起义以外皇帝最大的敌人是朝廷内部的官僚集团。事实上从历史看来在一个平稳的时期无论农民有多么巨大的力量都无法造成江山的易手,而一切王朝的崩溃最初都是从内部引起的动乱而导致的。从古至今农民起家的皇帝依旧只有朱重八,而元末的农民起义实际上也是因为元朝官僚内部出现的动乱,这在明末也得到了复现。乾隆熟读中国历史,深知最大的敌人不在外而在内。官僚集团之所以难以根除最主要的就是如果迅速将其清除必然造成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农民起义是官僚集团政治斗争的后果,乾隆的目标如秦始皇,要将爱新觉罗氏传承千千万万代,而长期统治江山必然需要先将朋党一一破除。

皇帝关心的是天下长治久安,一家一姓的统治永远不变;官员们的考虑却没有这么长远。归根结底,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官员们只是挣份工资。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利用政策空子,占皇帝的便宜,为自己和亲人朋友捞取最大好处。官僚集团运转的规律是:在没有利益驱动时,官员们执行皇帝的政策,总是倾向于被动应付,只求形式上能交代,由此导致敷衍塞责、形式主义,甚至弄虚作假。而当他们发现政策的空子时,通常会把个人利益伪装于国家利益之中,刻意把经念歪。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原理,官员们热衷于编织关系网,相互通风报信,十分默契地协调行动。在他们的集体努力下,国家政治很快会陷入腐败的泥淖,每一位官员都会成为中饱私囊的 “硕鼠”,本来属于皇帝或者说国家的 “民脂民膏” 被大量消耗,国家的治理成本大幅上升,最终出现 “官逼民反” 这个命定的结局。

专制皇帝刚刚登基时与现代民主制度不同,在没有形成自己的班子之前只能继续使用前朝元老。鄂尔泰和张廷玉就是雍正留给乾隆的两位重臣。这两人因为意见不合,也可能是因为一山难容二虎,关系非常冷淡。正因此即便这两人无植党之心,下面的大臣依旧会自然而然分成两派,这并不是他们可以控制的。乾隆很快就发现了这个苗头,但因为根基不稳只能不断地平衡两党利益。从皇帝的角度来看,最好的情形就是两党势力均等,因为任何一党的倒台都会使得王朝内部腥风血雨,同时胜者也会因此急剧膨胀以至于皇帝无法消灭。直到后来,乾隆羽翼渐丰后,才可以对这两个党的大臣动手。讽刺的是,从历史看专制社会的权臣几乎没有善终的。远至韩信、魏征、岳飞,以及后来乾隆时期的张廷玉。这也大概可以说明权臣的结局几乎是注定的,不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转移吧。

其实细看每一个权臣的结局,在现在看来都及其可笑甚至不解。在皇帝面前说的每一句话都要小心翼翼,而且必须保证绝对的忠诚而无二心。可惜张廷玉死的太晚了,在生命的晚年屡犯糊涂而在乾隆这个精明而活力十足的皇帝面前不堪一击。让我惊讶的是,张廷玉作为三朝大臣,在乾隆后来派去搜查他家文件时,居然没有发现任何把柄。张廷玉久经政坛,可在家里一句对朝廷不满的话都没有写下。如此谨慎者依旧败给了乾隆,不得不让人可惜。

四、

清朝对于文化人最臭名昭著的当属文字狱。

乾隆又拿下了一个第一,他是中国古代在文字狱方面实行得最彻底皇帝。

让人惊讶的是,乾隆在登基早年对社会风气的容忍度极高,而社会在雍正高压统治 13 年后突然被放开让知识分子迎来了一个新的春天。当然这个春天只持续了十几年,之后三十年乾隆通过建立起比起其父亲更加高压的文字狱,将整个大清彻底锁死在无智时期。这三十年的改造甚至可以算是中华民族基因的改造史,乾隆不择手段将一切知识分子的反动观点扼杀于萌芽期,甚至不惜制造冤假错案,以达到恐怖统治。在他看来盛世不需要其他思想,而只需要对爱新觉罗氏的统治有利的思想。

我们可以在此看出乾隆的最终思想了,他对听话的大臣极其喜爱,而看到顺从的百姓陷入困境甚至会流泪。他唯有对救灾的贪污「难得糊涂」,而对其他的贪污彻查到底。可于此同时对那些不听话的大臣他选择赶尽杀绝,不论他的能力有多高,对不听话的「刁民」也一律不放过,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可「越级上访」,否则就会给百姓一种可以将父母官拉下马的印象。

他把整个大清的所有人都不当作人,而是当成奴隶,他也只需要奴隶。

英国人分析说,这种畸形的民族性格是中国统治者精心塑造的结果:「就现政权(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他抛弃了儒家思想治国,转而投奔法家以打造自己最牢固的江山。不知不觉,他活出了父亲的影子。

可惜在他统治的末期他依旧松懈了。腐败之风再起,压抑了几十年的风潮比以往更强烈。文字狱甚至把士大夫之气消灭殆尽,官员变成彻彻底底的犬儒主义者。此时的乾隆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中国在乾隆时期错过了踏上工业革命的末班车,于是马戛尔尼的出使成了那时中国现代化最后的机会,而乾隆毫无悬念的没有抓住。

历史洪流浩浩汤汤,精明如乾隆者依旧在工业时代的变革中落下了脚步。乾隆推动中国走向了极盛,也为中国后来近百年的屈辱史埋下伏笔。

五、

若对现在一些现象不解,可以去读历史。若对历史一些现象不解,可以看看现在。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